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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英會陪都

一九四〇年三月，蔡元培在香港去世的消息傳到昆明，抗戰中由南京至長沙，再由長沙遷到昆明的中研院各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與西南聯大同仁無不同聲悲泣。傅斯年在昆明郊外龍頭村旁邊山中史語所租住的彌陀殿大殿前，專門組織召開追悼會，除史語所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人員外，中國營造學社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及學社同仁也前往參加。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在講述故校長、院長兼恩師蔡元培的生平、特別是上海淪陷前後一段經歷時，淚如雨下，幾度哽咽而不能語。

此時中國的抗戰正陷入低潮，日軍攻勢淩厲，中國東部最豐腴的國土盡失，國際社會無一援手。國民政府幾乎陷入外無救兵、內無糧草的絕境。蔡元培去世，令遷往昆明的中研院各研究所同仁心頭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追悼會後，傅斯年與史語所考古組主任李濟均流露出樹倒猢猻散的悲情。當時在座的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兼秘書長鄭天挺事後頗為感慨地語人：「孟真、濟之皆目前國內一流的學者，尚且如此，真是國家學術機構之不幸。」

當然，作為倖存者，不會真的因蔡元培這棵大樹的倒掉而四散湮滅，每一個具有血性的中華兒女都深知，在如此嚴峻的歷史轉折關頭，只有一條路可供選擇，這就是咬緊牙關挺過艱難的時局，積蓄力量，與中國軍民一道實現戰略反攻，贏得抗戰的最後勝利。為使中研院各個系統不致因其締造者蔡元培去世而在戰火中癱瘓，院長繼任人選很快被提上議事日程。這個時候，中研院還沒有後來的院士制度；中研院成立之初，在蔡元培、楊杏佛、傅斯年等人的努力下，創立了一個評議會作為全國最高學術評審機構，這一機構除負責聯絡國內各研究機關，決定研究學術方針，促進國內外學術研究合作互助外，還握有推舉院長候補人的權利。

評議會以院長為議長，設秘書一人，負責日常事務。評議會的評議員以中研院各研究所所長以及重量級的研究員為當然人選，另有部分知名大學教授和教育、科學界傑出人士組成——這便是中國院士制度的雛形。

按既定章程，中研院院長產生實行提名制，即由該院評議會通過聘請的評議員以投票方式，選出三位候選人呈報國民政府，由政府最高決策者從三位被提名的候選人中圈定一人，有幸被圈定者，就是合法的中研院院長。

一九四〇年三月中旬，評議會秘書、地質學家翁文灝在與中研院總幹事任鴻雋，前總幹事朱家驊，教育部長王世杰等人溝通後，呈報國民政府批准，召集散落在全國各地的評議員赴重慶開會，選舉新一屆院長。

在昆明的中研院各所所長與著名學者傅斯年、陶孟和、李濟、竺可楨、李四光、丁西林，以及西南聯大的蔣夢麟、周炳琳、陳寅恪等人接到通知，紛紛向國民政府陪都重慶雲集而來，每個評議員都渴望自己看好的對象能夠當選。鑒於複雜的政治人事關係，由誰來坐中研院第一把交椅，評議員們皆心中無數。